「延畢是懦夫」？人力銀行想當「懦夫救星」？

日前某知名人力銀行董事長在某知名國立大學畢業典禮致詞時，講出「延畢是懦夫」一語，輿論譁然。撇開在畢業典禮上如此用字遣詞的適當性不論，「延畢」的行為所代表的就只是逃避和退縮嗎？還是有著更多的動機與利益？延畢的結構性因素何在？產業界和人力銀行有關「競爭力」的「勸誡」，是有所本的危機意識，抑或只是掩飾不對等僱傭關係的一種修辭？本頻道日前已辦理相關投票，歡迎繼續發表相關意見。

近年來，媒體充斥各種有關青年在教育、就業市場之間轉銜或適應失調的論述。較早，有標榜新世代想法與行為變遷的「X世代」說法，近年則出現質疑新世代年輕人壓力承受能力的「草莓族」標籤。“Twixters”、「單身寄生蟲」、「飛特族（freeters）」、「尼特族（未就業、就學或接受職訓者，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, Education or Training, NEET）」的討論也從歐美等先進工業國家延燒到日韓台港等新興工業國家。這些名詞彼此間有些許差異，有較為正面者也有完全負面表述者，但無論如何，這些名詞都指向年輕世代與較舊世代之間在「成熟度」發展上的速度與階段差異，尤其是就學時間的拉長以及就業時點的延後，以及更長的適應期、更緩的節奏感。

產、官、學界不乏直接擁抱這種論述、並立即投以憂慮、危機意識者。這種觀點的主要關切還是來自於「競爭力」的低落，或者站在「主管」的角度擔心生產力及人力資本的衰頹，或者站在「政策執行者」的角度擔心國家整體競爭力的下降，或者站在「師長」的角度質疑年輕人的生存能力不復存，將擔負不起自己的未來。然而，這些看法可能過快地接受了這種新世代「懦夫化」的預設，卻未必真的檢驗此一前提假設的正確性、正當性及其相關脈絡。世代性的「向下沉淪」確實可能影響到社會整體的生活機會（life chances），但這種「向下沉淪」是否是事實？縱使是事實，這種「向下沉淪」是否受到生活機會分配的結構性改變的影響？或許需要對此做更進一步的探討，爾後才能做出真正的評斷。

社會學家指出，「青春期拖長命題（“prolonged adolescence thesis”）」的出現，意味著我們必須重新思考「成年（adulthood）」的概念。（Blatterer 2007）隨著社會結構的改變，以往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生命週期也已經有所變化，而過去的規範標準卻未必能配合新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實作。這種規範上的落差可能會轉變為政策上的落差，亦即以前一個世代在生涯轉換上的直線性，做為評斷年輕世代表現以及分配資源的評價標準和政策指標。但與前一個世代相較，今日二、三十歲的年輕人出生在具有更高不確定性（uncertainty）的時代，生命預期軌跡較以往更不具有可預測性，而且價值也更趨向多元化。過去的線性思考是否能直接套用到年輕世代的發展上？在沒有更確切的證據前，以過去的思維而驟下「懦夫」的論斷，或許太過沉重。

年輕世代所面對的較高不確定性可能是危機，但當然也可能是轉機。然而這種危機跟轉機是否公平地分配在同一個世代之間？以延畢而言，延畢的理由有許多種；決定不繼續升學而逕行進入勞動市場的考量，也未必是積極而自願的，可能是出於現實經濟考量與資源運用受限。在這之中，蘊含的是出於機會不平等的計算與比較，而不只是道德化的勇氣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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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資料

Blatterer, Harry. 2007. “Contemporary Adulthood: Reconceptualizing an Uncontested Category.” Current Sociology 2007, 55(6): 771–792.